曾繁光醫生執業資料

強迫症患者難以啟齒的痛苦

尼基（Nicky）一年前過的完全是另一種生活。一種莫名的恐懼籠罩在他的頭上，他整天窩在床上，用毛毯蓋著腦袋，只有在要洗手或洗澡時才會下床，而他往往是一洗就是一個小時以上。“我會用毛毯蓋住自己，整天窩在床上。這樣會讓我有安全感。”他說。

“我洗澡能洗兩個小時——這真是令我太難受了，我都打算過自殺。”

尼基24歲，香港人，因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都羞於提起自己的病情，所以他只同意在不透露其姓氏的情況下接受採訪。去年，他被確診患有強迫性精神障礙（OCD，以下簡稱強迫症）。

強迫症是一種焦慮性障礙，患者會深陷在某些想法中難以脫身。受此折磨的患者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洗手等儀式性的行為，哪怕他們知道這樣的行為很不合理也難以克制。

新界葵湧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兼顧問醫生李永堅（Lee Wing-king）說，儘管研究顯示強迫症與大腦某些區域的異常活動有關，但具體病因並無定論。

香港並沒有關於強迫症患病率的統計資料。在2009年2月的一份文摘月刊中，政府統計處（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曾估計患有情緒性障礙或精神疾病者占香港總人口的1.3%，約合8.6萬人。

李永堅說，儘管強迫症不如抑鬱症那般常見，但也屬於一種流行疾病。各種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數究竟是多少仍有待香港政府進行正式評估。

食物及衞生局（Food and Health Bureau）的首份全市精神健康研究報告《2010-2013年香港精神健康調查》已委託製作，但完整的結果還有待發佈。

曾繁光（Tsang Fan-kwong）以前是屯門精神病醫院青山醫院的一名高級醫生，現已轉為私人執業，他說，強迫症會對一個人的生活造成巨大影響。

曾繁光說：“這種疾病能夠令患者非常虛弱。我記得有一位病人，她是名中年婦女，患有重度強迫症。她喜歡跟我約下午4點看診，但總是晚上7點才到。

她必須先確認水龍頭是否關好，電是否關好，廚房的爐具是否關好。而且這些行為都會重複上五到七次。”

尼基出現的問題與她類似。

他說：“我很害怕垃圾桶，每次從垃圾桶旁經過，我都很怕它上面的污垢黏到我手上。出去倒垃圾的時候，我都會屏住呼吸，回家後還必須得刷牙漱口。”

“它影響了我的功課。比如說，當我走進一間自習室準備學習時，會先去廁所洗很長很長時間的手。等我洗完出來，褲子就都濕透了。只有在那時我才會覺得自己乾淨了。”

另外，尼基每次出門前都會至少檢查五遍門鎖好了沒。儘管有這些習慣，但他說他對絕大多數朋友和熟人都瞞了這種行為。

“我很擅長隱藏病情，讓自己在別人面前看似正常。”他說，“我會等到所有人離開後才去洗手，這樣就沒人知道我為此花了多長時間。”

由於精神失常可能會給患者帶來不好的名聲，所以像尼基這樣的患者會隱瞞自己的病情。

儘管找私人精神科醫生治療比去公立診所貴，但尼基還是選擇了前者，因為他害怕強迫症被寫入自己的記錄後會妨礙他今後加入警隊的可能，那可是他最愛的職業。

心理學家兼諮詢師的迪娜·張伯倫（Dina Chamberlain）說，她有一些病人甚至連至愛之人都一併隱瞞。她說：“我的一個病人甚至不願意我開具收據。他們不會向醫療保險機構報銷就診費用，因為那樣會立刻暴露他們在看心理醫生的事實，而且這種事情會讓他們蒙受很大的恥辱。”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United Centre of Emotional Health and Positive Living）的臨床心理學家Vivian Yeung In-wai說，強迫症患者之所以出現這種沉默寡言的症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可能看上去像神經病人。

我會用毛毯蓋住自己，整天窩在床上。這樣會讓我有安全感

強迫症患者尼基

“我看過這樣一個案例，患者必須得躲開街上的所有裂縫，若碰到任何一個，就要回去從頭開始走。”Vivian說。

“在這樣的案例中，患者會在同一條街道上來回走上幾個小時。所以那些對強迫症一無所知的人很可能會將他們當做瘋子一般嫌棄。”

不過，強迫症可以通過藥物治療和精神療法而有所改善。精神科醫生李永堅說，在接受治療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二的治療效果相當不錯，他們至少可以控制自己的症狀了。

尼基的治療也起了作用。除了服藥之外，他還嘗試了認知行為療法，這種療法包括在精神科醫生的引導下質疑那些強迫性的想法，並直面自己那些會導致焦慮的行為。“起初，我不得不去廁所觸摸地板、馬桶蓋、邊緣、牆壁、馬桶水箱蓋、濕地板等諸如此類的地方。”尼基說。

“我必須用自己的東西去觸碰這些表面，因為這正是我的恐懼所在——怕弄髒我的東西。我從自己的錢包開始，然後是手機。第一次時，我不得不咬緊牙關才能做到。”

治療有時會需要很長時間。精神科醫生曾繁光正在接診的其中一名患者就已經有20多年的諮詢史了；但她現在已經擁有了美滿的婚姻，生了好幾個孩子。另外一位接受了15年治療的患者已經成為了兩個孩子的父親，還是一間上市公司的執行總裁。

醫生已經找到了治療強迫症的辦法，但要在香港得到治療仍是一個難題。臨床心理學家Vivian的病人Amy是在政府的等候名單上掛了整整一年後，才得以見到精神科醫生。

一直在跟蹤尼基病情的社工李元秋（音譯）說，等上一年是常事，只有那些具有潛在危險性的病人才可以提前就醫。

“你若拿著尼基這樣的病例去找政府的精神科醫生，至少也得等上一年。”李元秋說。

“有時候，患者若真的等不及了，就會先去找私人醫生。等輪到自己接受政府服務時，他們才會回到公立診所就診。”

醫院管理局（Hospital Authority）的發言人說，截至今年6月，新精神病患者的平均等候時間為10個星期。

曾繁光說，儘管劃撥給公共精神健康服務的資金在近些年有所上升，但該項服務仍處於資金不足的狀況中。

“這項覆蓋全港的服務仍舊處於資金不足、醫生短缺的狀況中。因此，要得到治療的人不得不等上很長時間。我認為，儘管平均等候時間是幾個月，但仍有些人可能要等上兩年才能第一次預約到醫生看診。”曾繁光說。

“因為精神科醫生短缺，所以多數醫生都不會花心思去對患者進行心理治療。對於複診的患者，作為跟進治療，精神病醫生與患者在一起的時間只有四到五分鐘而已。若是要進行心理治療，患者需要與醫生呆上整整一個小時才行。因此，對絕大多數在公立部門工作的精神科醫生來說，心理治療是一種奢侈。”

資料來源: 香港南華早報 07-11-2014

選文來自: 香港E大夫 / 醫大夫